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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June 2007

犯罪經濟學

山西出現黑窯奴工,省長于幼軍公開道歉: 「作為一省之長,我難辭其咎,深感內疚和痛心。我代表省政府向受到傷害的農民工兄弟及家屬,表示道歉!向全省人民檢討!」

地方諸侯公開向全省人民檢討,除了在政治運動中被打倒的當權派戴高帽抽鬥遊街,被迫悔過認錯外,記憶中,改革開放後,似乎還未有過。有說,于幼軍如此矚目的舉措,因為畢竟當過深圳市長,有較現代化的問責觀念。亦有說這樣做比較符合胡溫的脾胃,不如此,真的會難辭其咎,無法過關。

公安掃蕩嚴打,省長公開道歉,黑窯奴工會否從此絕迹?恐怕未必。十年前,已有熱心人士揭發奴工慘况,上書中央,進京舉報,臥底調查,但官方卻視而不見。四年前,一位四川民工被誘騙到山西當黑窯奴工,被打致殘,遭棄荒野,後得熱心村民相助,才保得住性命。經內地傳媒報道,也曾轟動一時。但這十年來,拐賣奴工的勾當從未間斷,風聲緊了,只會做得更為隱閉。

罪犯多有滿肚子縝密的犯罪經濟學:東窗事發落入法網的可能有多高?入罪的機會有多大?判得多重,刑後能否繼續享用犯罪成果?若機會成本較低,他們就會放手一博。在一個黨政軍公檢法人大政協都一把找的專權國家,由中央到地方,權力完全沒有約束,只要織好一張權錢交易的關係網,事發入罪坐牢的機會極低,任何喪盡天良的惡行都可以在全無制衡下如入無人之境。

嚴厲的宣傳紀律,內地傳媒早被割喉噤聲,即使耳聞目睹,也不能越雷池半步,耳目被刺盲弄聾,地方無法無天,中央也全被蒙在鼓裏,無力制止。山西奴工事件,不是個別犯罪分子的行為,而是現今集權體制的必然結果。

「起來,不願做奴隸的人們」早已唱遍神州大地,《包身工》也成為內地中學的必讀課文,看見今天奴隸包身工的慘况,田漢、夏衍泉下有知,必會難過得老淚縱橫。

明報 2007-06-28

25 June 2007

現代包身工


失掉孩子的父親鍥而不捨,通過威力強大的網上呼喚,揭發了山西黑窯童奴慘無人道的生活,全國震動。一個黑窯的工頭被捕,坦白從寬,交代了窯場有政府人員包庇的事實 ,黑窯老闆的父親村黨支部書記被開除黨籍,兒子的惡行,當然也會被追查到底。


在全國的壓力下,山西公安大舉掃蕩黑窯,救回幾百個被折磨經年的童奴,但這只是其中一部分,其他的,黑窯黑心老闆早已聞風先遁,把童奴轉移秘密收藏。這是一宗震動天庭的大案,犯罪分子竟可明目張膽至這個地步,這又是一種怎麼樣的體制做成的?


內地傳媒將山西黑窯的童奴稱作「現代包身工」。年輕人大概不知道包身工所指為何?《包身工》,是著名左翼劇作家夏衍三十年代的一部報告文學,寫的是舊社會底層慘無人道的生活。父母窮得沒法養得起孩子,用二十元大洋賣給「帶工」包身三年。「帶工」給孩子介紹工作,工資全歸「帶工」,生死疾病,聽天由命。包身工生活如奴隸一樣,夏衍的描述,觸動了多少左翼青年的心,也成為了共產黨奪得政權的一股助力。夏衍後官至文化部副部長,在文革也毫不例外被殘酷鬥爭,這是後話。


年輕時也看過一個共產黨宣傳作品《收租院》,描述舊社會地主惡霸如何壓迫佃農,農民因失收沒錢交租,貧農被毒打,婦女被凌虐,故事用泥塑公仔表達,活靈活現,激出人們的憤慨。
這些作品,講的是舊社會對人民如何壓迫,喚起人們的革命激情,以及對建立新社會的嚮往。諷刺的是,今天在新中國出現的種種惡行,比《包身工》、《收租院》裏描述的不知殘酷多少倍。
包身工,收租院,嚴格來說都是私人行為,但山西黑窯童奴,廣西計生辦的劣績,都跟公權力緊扣在一起,都有地方官員參與其中,運用權力巧取豪奪,坐地分肥。


半個世紀了,《包身工》、《收租院》的慘况,有變過嗎?還是更惡化了?


明報 2007-06-25

22 June 2007

黨支書


鄉村城鎮像星星一樣多的中國,村黨支部書記,只是一個比芝麻綠豆還小的官,人們多不大注意。但鬧得天翻地覆,令全國蒙羞的黑磚窯奴隸工事件,用內地的說法,這個屁大的黨支書卻扮演着關鍵角色。黨支書是何方神聖?為何有如此能耐,能搞得總書記總理大發雷霆,中共中央政治局暴怒震動,省市縣鄉各級領導焦頭爛額?


曹生村黨支書叫王東己,黑磚窯的老闆王斌斌是他的寶貝兒子,毫無疑問,黑磚窯根本就是在黨支書包庇下的家族生意。


山高皇帝遠,黨支書是村的第一把手,若後台夠硬,人脈廣闊,對公權機關又能利益均沾,由權和錢結成的綿密關係網,就能把這種光天化日販賣人口奴役童工傷天害理令人髮指的勾當,置於絕對安全的保護傘下。曹生村只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。山西的黑磚窯場,都有各種形式各種名目的公權力牽涉在內,不然,他們不會如此明目張膽飛揚跋扈,派打手狼狗盯梢站崗,儼如一個地下政府獨立王國,完全不把法律放在眼內。


當失掉孩子的父親到鄉派出所,要求公安營救他們的兒子,公安把他們當皮球踢來踢去,指孩子在河南失蹤,着他們回家鄉報案。當家長發現黑磚窯裏有同鄉孩子,想把他帶走,公安說小孩是窯場花幾百塊錢買回來的,你只要找自己的孩子就行了,不要多管閒事。


當一位少年奴工被解救出來,未有家長接走,當地勞動部門竟把他再賣給另一家黑磚窯廠,勞動監督隊的隊員還把少年給補發的三百元工資裝進自己的口袋。


黑磚窯利潤非常可觀,他們都會向有關單位,包括勞動部門和公安機關,以提成方式交保護費。以守護勞工權益打擊犯罪為職責的公僕,罪犯成了他們的衣食父母,他們當然赴湯蹈火保護老闆的利益。


沒有公權力的包庇,這種犯罪勾當敢在眾目睽睽下進行嗎?人們不禁要問,是什麼體制做成這種令中國人抬不起頭的國際醜聞? 

明報 2007-06-22

19 June 2007

400 位父親泣血呼救


河南鄭州,一名16 歲的年輕人剛從網吧出來,給站在附近的一名男子盯上,要他幫忙抬東西上車,孩子不虞有詐,結果被連人帶東西推到車上。孩子被帶到千里之遙,一個從未到過的地方。用這種方式被拐走的孩子,三不五時都有發生。在鄭州的火車站,汽車站、馬路邊、行人天橋,都有孩子被誘騙或強搶。他們被運到山西,以500 元人民幣的價錢,賣給黑磚窯場,過着暗無天日,比奴隸還不如的生活。

被誘拐的孩子,不但來自河南,還有湖北、四川等地。突然失去孩子的父親,放棄工作,離鄉別井,焦急失常地四出尋訪孩子的下落。好不容易找到一點線索,孩子可能被賣到山西幾個黑磚窯場密集的城市,父親冒着極大風險,扮成打工臥底,深入大山圍牆,終於找到了孩子的下落。
父親看到孩子的時候,被眼前的情景嚇呆了。他們衣不蔽體,蓬頭垢面,頭髮長得像野人一樣。因沒有洗澡,身上都長出癬疥皮膚病。不少孩子因逃跑而被打至傷殘,有的更被監工用燒紅的磚頭烙得血肉模糊,全身流膿發炎,久久未能痊癒。

他們每天工作14 小時以上,工作稍有遲緩的,拳打腳踢,棍棒侍候,都是每天的例行公事。被打至重傷,不給醫治,傷重惡化的,知道再不能活過來,就被活活埋掉。河南籍的父親用盡方法,幾經艱辛,多方協調,當然也花了不少錢,終於把400 多名孩子,從人間地獄中解救出來。他們早已筋疲力竭,要救出所有孩子,勢單力弱的父親們感到無能為力,唯有求助政府。


焦慮無助的父親走遍山西鄉縣市的公安機關和勞動部門,結果他們都互相推諉,拒不採取行動,他們極度絕望,只好把事情公開。


一封題為《孩子被賣山西黑磚窯400 位父親泣血呼救》的信件在互聯網公開,拷問國人的良知和心靈。省公安不得不採取行動,還揭出地方部門包庇黑磚窯場,縱容誘拐童工駭人聽聞的重重黑幕。


明報 2007-06-19

13 June 2007

「致敬」風波

四川《成都晚報》的「致敬」風波,常務副主編等三位編務人員被撤職,廣告部負責人被處理,一場整肅,無可避免。


六月四日,《成都晚報》第十四版,出現了香煙大小十三個字的分類小廣告: 「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!」發現後下令回收,已經太遲,大部分報紙早已賣出。


嚴密把關的內地傳媒,為何出現如此重大紕漏?原來只是一場烏龍。一名男子到《成晚》要求刊登分類小廣告,接洽的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,她說,從來沒有聽過「六四」。她曾向該名男子查核,男子說, 「六四」是一場死了很多人的礦難,她信以為真,收了四十元人民幣廣告費,就讓他走了。廣告也終能順利出街。


年輕人說的是否真話,無從稽考,但有旁證支持。男子拿着廣告到過幾間報館,廣告部的青年也不知「六四」為何物,後來向稍為年長的同事詢問,才「避過一劫」。


年輕人說的相當有說服力。「六四」那年,她只有幾歲,尚未懂事。後來, 「六四」成為最大的禁忌,人人三緘其口,父母師長不會多說,碰到也會像觸電般彈開。官方對「六四」三易其名,由「六四動亂」,到「反革命暴亂」,後來連「六四」兩個字也索性不提,改為「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」。父母不講,老師不教,官方膽怯心虧,曖昧鬼祟, 「六四」在這一代人的認知裏,像粉筆字一樣,被徹底抹得乾乾淨淨,好像根本從未發生過。


年前,一家外國電視台把「六四」擋坦克的照片,拿給北大的學生看,有學生說這是「電腦合成的藝術作品」。但這能怪學生嗎?


年輕人因無知誤登了「六四」廣告,這不是黑色笑話,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。一場轟動世界、影響深遠的血腥屠殺,在官方洗刷粉飾扭曲消音後,不足二十年,歷史人間蒸發,一代新人,毫無所知。這些只能在電影小說出現的恐怖情節,原來早已在現實發生。愈想愈令人寒心。

明報 2007-06-13

06 June 2007

奧運到 丁子霖終可祭亡兒








十八年了,足足等了十八年,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和她的丈夫蔣培坤,終於來到木樨地兒子倒下的地方,祭奠那年輕早夭的生命。


他們與另外兩位難屬,帶着鮮花、祭品,和兒子的照片,六月三日晚上十時多,來到木樨地這塊最多人遇害的地方,坐在路邊,一直等到十一時十分,時辰到了,祭奠開始。談不上甚麼儀式,只是完成那十八年來未遂的心願。想起親愛的兒子就在腳前的地方倒下,血流如注,氣息奄奄,不禁悲從中來,母親們抱頭痛哭。一位患心臟病的難屬因為過於激動,感到不適而提早回家。


兒子蔣捷連如果還在,今年足三十五歲了,那時還是個風華正茂滿腔熱血的小伙子,想不到,一位最怕事的母親,災難偏要降臨在她的頭上。


我在電台節目訪問了身在北京的丁子霖,電話出奇地暢順,聽不出任何竊聽的雜音,是科技進步了還是政治寬鬆了,我不得而知。這位堅強的母親,難掩激動的心情,對我述說當時的情景。
十多年來,每到敏感時刻,包括清明、六四,家門口都有國安站崗,嚴加監控,除了到市場買菜,看病等日常生活所需,一律不准外出。有時,國安的哨崗早在五月中旬開始,一直到六四過後才撤走。


今年六四前,有國安上門,向老人家說今年不站崗了,說完就走,沒說明甚麼原因。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訊息,兩老決定一試,實現這十多年來未能圓的願。他們事前怕走漏風聲,低調進行,只聯絡了兩家難屬。但也擔心途中被秘密拘禁,打電話給幾個好朋友,着他們六月三日當晚不要早睡,等丁子霖消息,其他的一概不說。一切都縝密安排。只是公開祭奠死去的兒子,都要搞得像做地下工作一樣,這就是咱們的中國。


丁子霖一字一淚憶述。六四當晚,兒子和同學們躲在木樨地花壇後面,蔣捷連因為個子高,有一米八,子彈穿透他的身體,也打傷了旁邊的一位同學。蔣捷連知道中彈了,要同學先走,同學們抬着他趕緊到醫院去,但已返魂乏術。丁子霖算是比較「幸運」的,起碼她知道兒子死亡的時間和地點,不少難屬,只在醫院太平間看到親人的屍體,甚麼時間在哪裏死去?到今天,仍是不明不白。


當局沒有阻撓,沒有干擾,讓他們公開祭奠早逝的亡魂,是格外開恩的政策?是政治寬鬆的訊號?還是對六四的評價有變?年屆七十一歲頭腦仍然非常清醒的天安門母親說,都不是,這只是奧運形象工程的一部份,擺出一丁點文明形象,讓人家覺得你還講點人權。奧運過後會是甚麼光景?天曉得。


丁子霖感謝香港人十八年來對他們堅韌的支持,香港是大規模公開悼念六四死難者的唯一中國土地,她寄語香港同胞,要好好珍惜和捍衞這來之不易的權利。


蘋果日報 2007-06-06